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清末民初都是一个让人激动的时代。说其风云际幻也好，混乱无序也罢，我们都无法否认它面临着人类文化前所未有的大交流、大汇合。说那时的人们保守也好，激进也好，对外来文化或者主动出击，或者被动接受，或者无可奈何花落去、哀叹传统文化的失落，或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行我素依然故我，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日益加剧，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与交汇也日益加强，并由此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空前的大蜕变，与中国近现代文化艰难曲折的生成。
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意义上的文化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先觉者们真正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人类文化的广阔图景。世界各个地域正从一种分散的、隔绝的、自成体系的小文化形态，向一种综合的、沟通的、互相紧密相连的大文化形态转换。这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清末民初，是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
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和鲁迅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做出过极为精彩的论述与分析。但这些毕竟是学理式的探讨，哲学上的研究，它不可避免地忽略了那些包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内涵，而这比任何理论上的说明都更能有效地解释这场中西文化冲突，虽然它们只是一些文化的碎片，历史的碎片，甚至是生活中连碎片也构不成的点点滴滴。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近代人的一本本笔记，这是一种“稍稍保存了历史的原生态”的描述历史的方式，“是活的历史”。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些碎片、这些点点滴滴大多承载着我们民族一份份的精神记忆，闪烁着近代人无比活跃的思想火花。“在每一个破碎的镜片中，都能看出大大小小的历史的真相来。”
也许是近代人处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夹缝中的缘故吧，余杰称这是一个尴尬的时代，并把几年来对阅读清末民初笔记的所感所想结集，命名为《尴尬时代》，收入了李元洛和周实二位先生的《长河随笔丛书》。他说：“清末民初是一个尴尬的时代，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近代的人们面临着一种从未遇到过的文化上的抉择，他们处在以儒道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和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的交汇点上。说其尴尬，是因为他们既不能在强大的外来文化思潮面前无动于衷，也不能被外来文化思潮所侵吞而逃脱传统文化的桎梏。书中将这一现象所具有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解读为“西方文明本体上的强烈冲击，新旧时代的嬗变更替，理性与情感的对立与交融，社会结构的变动与位移，心理与行为的矛盾冲突……”且不说文化观念上如西方法律、言论自由、个人主义等的直接撞击，洋枪洋炮的火力交锋，单是那对美容术、跳舞场、股票的既爱又恨、欲说还休，对洋灯洋火、名片相片的好奇欣喜、艳慕不已，就足以说明了放眼世界的人们已经从物质和科学技术上对自己和西方都有了新的认识，而物质生活上的欲望和选择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认识与追求。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已经处在生成状态之中。
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在《五十年中国近代概况》中，曾总结了在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50年间自强图存的实践中，人们对西学认识上的进步。他划分为三个阶段：“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则“从文化上感觉不足”。蔡元培在《在爱丁堡中国学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中说得更具体，“中国人羡慕外国人的”，从其枪炮到其工艺，到其医术，到其宪法、行政法，又到其哲学。这是学者们从官方角度和大文化方面来做的政治和学术总结。而我们从这些看似零碎的一篇篇笔记中，几乎看不出这渐进的发展痕迹。西方的器物也好，法律也好，文化也好，全都不声不响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也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西方文明已经从人们最容易忽视但也最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对人发生影响的地方，深入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因为，我们在笔记中不仅仅看到了对完整、对超越、对开放的欲望和追求，更看到了对残缺、对偏狭、对封闭的不满和对抗。这，正是这个尴尬时代的能动性所在。
能够在众人爆炒王国维、梁启超的火热环境里，静下心来大浪淘沙，从近代人的笔记里解读出那个“它的缺憾正是它的魁力所在，它的混乱正是它的活力所在”的时代的尴尬与能动，正是《尴尬时代》一书的一个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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